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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水位下降，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佛像和石狮(shíshī)露出重现，这一(zhèyī)“水下佛国”再度引起网友关注。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实地(shídì)探访了解到，这一“水下佛国”在2020年被外界知晓后开始“走红”。当地文保员邓永福表示，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佛济(fújì)寺被水淹没的摩崖造像(zàoxiàng)几乎每年都会露出佛头，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guò)10多个(duōgè)年份，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2020年以来，有三年完整露出。

▲枯水季节(jìjié)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

对于露出水面的佛像和石狮，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yuán)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露出水面的时段(shíduàn)，要禁止烧香拜佛，并(bìng)设立文保员。

半世纪前水库蓄水枯水期佛头会(huì)露出

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76岁的(de)(de)邓永福是此处的文保员，也是当地居民。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书房(shūfáng)坝(bà)水库(shuǐkù)在1974年蓄水后，佛济寺的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但几乎每年枯水季节，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lùchū)水面。遇到干旱年份，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

▲枯水季节(jìjié)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

“（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有(yǒu)10多年完整(wánzhěng)露出过，每年(měinián)露出两三个月，涨水后又会被淹。”邓永福还说，2020年以来，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每年都会露出，其中(qízhōng)有三年完整露出。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每年枯水季节，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

▲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fújìsì)摩崖造像

据了解，安岳(ānyuè)石窟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现存(xiàncún)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享有“中国石刻之乡”的美誉。

今年石狮和20多个(duōgè)佛像完整露出，

专家建议不(bù)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

6月(yuè)19日，红星新闻记者在佛济寺摩崖(móyá)造像现场看到(kàndào)，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20多个佛像在今年完整露出，“捧绣球”的石狮在水库边相视而坐，仿佛在对话一般，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刻得栩栩如生。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还有(háiyǒu)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

▲枯水季节(jìjié)露出的石狮

据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消息，书房坝水库始建于上世纪(shìjì)70年代，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水库建成后，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有的被淹没在水中(shuǐzhōng)。其中，历史悠久(lìshǐyōujiǔ)的圣灯寺被淹没，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罗汉寺、佛济寺被部分(bùfèn)淹没。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shuǐxià)。

2020年，书房坝水库“水下佛国”之所以(zhīsuǒyǐ)引发关注，源于罗汉寺、佛济寺(fújìsì)摩崖造像(zàoxiàng)“重见天日”。其中，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29个(gè)、造像69尊(zūn)、石塔1座、碑刻题记4通(tōng)，石窟开凿于清代，造像内容以罗汉、十菩萨、七佛、天王、弥勒佛等为主。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造像155尊、浮雕石塔3座、题记9通，石窟开凿于唐代，宋代续有雕刻。

6月19日，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尤其是最近几年，佛济寺(sì)和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为此(wèicǐ)，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并设立文保员。目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yǒu)一名专门的文保员，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自发的管理员。此外，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通过(tōngguò)“人防(rénfáng)、技防、犬防”以加强保护。此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他们(tāmen)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zhěngzhì)等。

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遗失百年的"佛眼"回归：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

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佛眼，前不久(qiánbùjiǔ)回归云冈石窟。

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至今光可鉴人(guāngkějiànrén)，与(yǔ)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

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2006年，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卖主也(yě)不知道这是何物(héwù)。田亦军对古瓷器有所了解，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出于好奇(hàoqí)便买了回去(huíqù)。

直到近20年后，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zhàopiān)，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便主动联系(liánxì)云冈研究院。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他(tā)表示愿意无偿(wúcháng)捐赠。

今年3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受托赴田亦军(tiányìjūn)家中见到陶眼，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

围绕这件陶眼(táoyǎn)身份的鉴定，以及更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还有很多值得探讨(tàntǎo)的问题。

云冈第19窟佛像，双目眼球都已(yǐ)脱落 本文图/赵昆雨供图

佛眼争议：是辽金(liáojīn)文物，还是瓷拍子？

云冈佛眼回归信息(xìnxī)披露后，一些网民提出(tíchū)疑义，有人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yǐ)列入考虑(kǎolǜ)范畴。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xīnwénzhōukān)》说，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经过了(le)专家反复论证，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性，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表面釉色细腻，光可鉴人。

至于研磨器的猜想，为了达到研磨效果，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这件陶器(táoqì)表面也并(bìng)无研磨痕迹。而且(érqiě)器物来自大同地区，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其他可(kě)供比对的陶瓷器，陶眼(táoyǎn)之器，典型性特质很少，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匮乏。”赵昆雨说，近些年，云冈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liúshī)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那就万幸，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不是，也(yě)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文物鉴定(jiàndìng)本身，需要不停地论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鉴定陶眼归属，需要(xūyào)综合艺术风格(yìshùfēnggé)、材质工艺、考古学及科技(kējì)手段分析(fēnxī)。

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de)疑似陶眼

比如艺术风格(yìshùfēnggé)方面，可以根据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不同(bùtóng)时代造像风格特征，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材质工艺方面，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与特定(tèdìng)石窟一致，或(huò)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可作为鉴定依据；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xìjié)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也可溯源关联性。

一些考古学和(hé)科技分析手段，也可以派上用场。詹长法说(shuō)，通过光谱和质谱(zhìpǔ)分析，可以对佛眼(fúyǎn)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2022年，龙门石窟修缮中，考古人员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眼珠，经鉴定，其(qí)成分与古代(gǔdài)琉璃一致。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实属罕见。

陶眼(táoyǎn)体形都不大，并不昂贵，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神采。

云冈石窟博物馆(bówùguǎn)里收藏着数枚陶眼，这些陶眼形状、尺寸各异，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直径11.5厘米，高14.4厘米。此次发现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头部呈半珠状，直径10厘米，尾部为(wèi)直径4.5厘米的平底，约(yuē)一斤(yījīn)重。

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造像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为造像额外(éwài)安装眼球，是在辽金(liáojīn)至晚清时期(wǎnqīngshíqī)。据统计，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造像加装过眼球，涉及佛像、菩萨、供养天、力士等雕像，今存者仅剩(jǐnshèng)10余件。从(cóng)残迹看，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有漏斗形，也有平底状。

詹长法说，在“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影响下建造的石窟，如敦煌、龙门(lóngmén)等石窟，北朝(běicháo)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而是通过(tōngguò)刻制(kèzhì)或彩饰(cǎishì)表现眼部。到宋金时期，介休窑、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摩尼珠”，或许曾被用作佛眼。敦煌石窟(dūnhuángshíkū)装配眼珠的造像，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未说明装配技术。

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de)云冈第8窟陶眼

“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在(zài)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de)石窟寺院。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记载，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未找到相近举措。”詹长法说，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duì)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zhòngshì)，以及佛教艺术(yìshù)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jìshùnándù)。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与(yǔ)佛教艺术的进步、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fóxiàng)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詹长法说，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tóngshí)，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

多年以来，在各类纷繁紧迫(jǐnpò)、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zhīzhōng)，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对(duì)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赵昆雨说。

1992年至1993年，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zhēnzhèng)意义上出自(chūzì)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因而没有任何疑义(yíyì)。

这枚陶眼有(yǒu)可能是自然脱落的。詹长法说，在石刻雕像上安装眼球，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比较难保存，年代一久(jiǔ)容易脱落。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cǎisù)造像。

除了自然脱落，也有(yǒu)人为破坏的(de)可能。20世纪初，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àn)年代，外国不法文物(wénwù)商贩勾结村民，大肆盗凿云冈雕像，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极易盗取，所以惨遭厄运。然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既然没有流通价值，带不来(dàibùlái)收益，盗凿者(zhě)多将眼球随手遗弃，仅个别或散落民间。久而久之，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shénme)了。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

如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rénwénkēxué)研究所还(hái)保存着两枚(liǎngméi)云冈佛眼，均“采集”自第8窟内，其中一件高7.2厘米，直径7.0厘米，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眼珠。2006年，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云冈石窟遗物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xìnxī)。这是迄今所知(suǒzhī)仅有(yǒu)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

而很长(hěnzhǎng)一段(yīduàn)时期，在云冈石窟之外，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1985年，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

“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yījiàn)。”当年年初，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系教授宿白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zhìxìn)，开头如此写道(xiědào)。宿白在信中(xìnzhōng)介绍：“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tuìxiū)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

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担任过纳尔逊(nàěrxùn)-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nián)。20世纪(shìjì)30年代，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兼职为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该馆所藏(suǒcáng)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购，包括龙门宾阳(bīnyáng)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等绝世珍品。1932年，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他只从村民手中购得(gòude)了一枚(yīméi)云冈佛眼，花费一块大洋。

河北曲阳北镇定窑(dìngyáo)遗址出土的(de)宋金粗黑釉拍子，即一般所称瓷拍子，表面平整 图/《文物》杂志

半个多世纪后(hòu)，史克门与(yǔ)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fúyǎn)。经由宿白牵线搭桥，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

这枚陶眼(táoyǎn)由细腻的(de)胎土烧制而成，大头略凸，圆面，表层(biǎocéng)涂有厚重的黑釉。烧制时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这是当时将(jiāng)眼球嵌入眼孔时，粘接岩石的固定点。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

赵昆雨说，第19-1窟主尊(kūzhǔzūn)倚坐佛像(fóxiàng)，高7.75米，双眼球均已失落(shīluò)，留下直径为10—10.5厘米的眼洞，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jīběn)吻合，可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他说，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只要将(jiāng)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在佛像上进行比对，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

复位是一项(yīxiàng)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项目。赵昆雨说(shuō)，未来(wèilái)希望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启动一项特别行动(xíngdòng)——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采集其直径、进深、形状等数据信息，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断代。如果再有(zàiyǒu)新的陶眼面世，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尺寸，就可以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

云冈第16窟(kū)佛像，眼球已经不存

“复位是最具说(shuō)服力的(de)(de)。除此，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蘑菇形，或是其他，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他说。

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yúngāng)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de)云冈文物。赵昆雨觉得，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zhēnguì)文化遗产，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这些年，随着一些单体造像(zàoxiàng)的回归，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wánzhěng)、更立体(lìtǐ)的认知。

目前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尚未将回归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回到石壁上最初(zuìchū)的位置(wèizhì)。这是(zhèshì)通行做法，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应该采取何种技术，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

2016年，云冈石窟来了(le)一位美籍华人，名叫王纯杰，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兼任美国一家(yījiā)拍卖行顾问，3年前，他在遴选(línxuǎn)一场拍卖会拍品(pāipǐn)时，巧遇一件被藏家(cángjiā)标注为云冈第17窟的菩萨头像。他当即买了下来，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

王纯杰来云冈石窟那天，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赵昆雨对他(tā)(tā)说，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王纯杰十分忐忑，以为买错了。赵昆雨带(dài)他进入第19窟，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yīrán)保留在石壁上(shàng)，与头像可以“合璧”。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

1933年，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震旦(zhèndàn)旧迹图汇(túhuì)（云冈石窟）》图集，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依然是完整的，如今对照(duìzhào)来看，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

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眼球(yǎnqiú)已经脱落

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两年之后，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这是一件头戴(tóudài)鲜卑(xiānbēi)帽的人物头部。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yuányǒu)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孪生兄弟(luánshēngxiōngdì)”。这件回流文物也(yě)顺利找到了归宿。

“非常幸运，王纯杰先生捐赠的两件雕像，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ér)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yǒu)太多特征，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又被二次修饰砍削过，丢失了很多有价值(jiàzhí)的信息(xìnxī)，使得复位十分困难。

迄今为止(qìjīnwéizhǐ)，包括史克门捐赠的佛眼和(hé)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liúshī)海外的文物(wénwù)回归云冈。赵昆雨(zhàokūnyǔ)曾全面调查过海外云冈流失文物，共计100余件。他(tā)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fùwèi)，“现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复位是最雄辩的证据，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每一件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那些年究竟走(zǒu)丢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哪儿，现在还好吗？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他说。

云冈(yúngāng)文物的流失始于20世纪初，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wǎn)进入云冈大量拍摄，随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向世人(shìrén)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云冈石窟开始享誉(xiǎngyù)世界，也开启了被盗凿的厄运，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zuìwèi)猖獗，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法、美、德等国。

历史上流失(liúshī)文物追索是国际性难题(nántí)，至今仍争论不休(zhēnglùnbùxiū)。每隔几年，拍卖行(pāimàiháng)都有云冈文物上拍，常常引来谴责。“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赵昆雨说，流失日本(rìběn)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

对于(yú)散落民间的(de)云冈文物，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是一次良性(liángxìng)示范。“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手指，孤立地看已经很难(hěnnán)分辨是什么、属于哪里。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tújìng)，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挽救那些走丢的‘孩子’。”赵昆雨说。

“实际上，如同圆明园兽首所呈现的(de)，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更在于其承载(chéngzài)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对于云冈(yúngāng)文物回归的意义，詹长法评价道。